编按：自一九九八 年九月以来，香港城市大学张隆溪教授定期主办文化沙龙，邀请香港学界、文化界的朋友一起谈论大家关心、感兴趣的文化话题。沙龙聚会每次定出一个讲题，邀请一人主讲，并与各参与者自由讨论。一月二十日晚的沙龙聚会，张教授邀请白先勇先生做主讲人，聚会约从八点半开始，到十一 点结束。各嘉宾围绕着“二十一世纪上海、香港、台北承担融合中西文化的重要任务”畅所欲言，从白先生及各方精彩的言论中，虽可见这三个城市各有缺点，但又体察到它们的潜质与魅力，不禁教人联想起宋王观的词句：“眼是水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哪边去，眉眼盈盈处。”——故本刊特别选载沙龙的演讲内容，以飨读者。

白先勇：
说真的，这次有点来去匆匆，而且在城大刚作了个演讲（按：白先生当天下午在城大作了“我的创作经验”演讲），这一次我刚好走过几个城市，北京、上海、台北，现在到香港，这个行程刚好碰到千禧年，我有一点感想。我在《明报月刊》上曾提到这三个城市：上海、香港、台北。我说，二十一世纪，这三个城市担任中国文化复兴的任务，是非常重要的（按：详见一九九九年五 月号<世纪末的文化观察>）。这一次我去了北京，更加深了这个感觉。上次我谈这三个城市有点语焉不详，现在可以作些补充。

上海老早就是个开放的城市，三、四〇年代它就把欧洲和美国的文化吸收过来，并且跟中国文化结合，溶进自己的骨子里去，就中西文化的结合而言，上海可以说是个典范。从19 世纪开始，最大的问题就是中西文化的结合，两者口径对不起来，就走了岔路。上海融合中西文化，洋为己用，弄得比较好，这是上海的传统。我小时候在上海，那是一九四六年，那时候上海根本不像中国的一个省份，它是另外一个世界。我印象中的上海真的像个东方巴黎，它繁华、洋派，洋派中又羼有中国的东西，他们老早就会用西方的东西。到了四九年以后，上海没落下去了。八七年我去上海，大吃一惊，飞机下来后漆黑一片，没有路灯、街灯，上海像个大破落户。我到老家看看，那些精致的东西通通不见了。三、四〇年代起的欧式建筑，添一点上海人那时搞的中国建筑，满好看的，近几十年来加上去的，则完全不搭调。这几十年来上海受了满大的破坏。那时候，八七年，我就预言，我说给上海一个机会，让它翻身，它一定很快就翻过来，因为它原本有这个架构，这一回我再回到上海，它又转变了，虽然并没有完全恢复从前的样子，不过正朝着这个方向走。

这次我去了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真的很惊讶，上海把东西方文化结合得很好。它的经济，以后一定更加繁荣，能带动起长江一带的发展，并且主导文化。

我也到北京去，北京的西化很不搭调。在上海放一栋现代建筑不碍眼，在北京，他们放一栋李嘉诚大楼在那里，好像孤单单的，跟周围的环境都不搭调。北京该如何改变，该如何走向现代化，我也不晓得。世界贸易组织来了，欧风美雨挡也挡不住，上海有个根基，它的西化表现得比较和谐。二十世纪，中西文化结合不成功，走了岔路，现在从头来过，上海可以做得比较快。对于洋化和西化，上海很愿意如此，它不觉得那是强迫的，他们讲英文自然得很，心理上对外来文化不拒抗，没有自大、自卑等奇奇怪怪的想法。

上海对中国各地的影响有好有坏。坏的影响是大家乱学，像南京，它千年古都的尊严与格局根本不必去动它，他们把树砍光了，随便开路。南京的现代化该怎么弄呢？我也不晓得。

北京故宫本来应该是最像样的，可是也比不上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是上海人自己设计的。他们把古代跟现代结合起来，西洋的科技结合到博物馆里的古物中去，他们懂得用西方的科技与文化，场馆里的座位、灯光设计非常理想。我们的古文化经过现代的包装，是不是可以发现另外一种美？——上海博物馆给我这种感受。北京故宫里黑漆漆的，里面的文物仿佛是一片死文化。

香港有上百年跟西方结合的经验，回归以后，在文化上能扮演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它也是最开放的华人地区。今天我跟喇沙书院的老师、校长谈起来，他们觉得现在英文教育受到了一些影响。我觉得，不管是不是殖民地，百年来，全中国没有比香港这个地方培养出更好的英语人才，这是一笔不得了的财富。面对全球化这个趋势，香港将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香港这个地方擅长英语的人才能及时吸收外来文化。若二十一世纪没有更大的政治变动，中西文化将有更大、更深入的撞击，香港面对这个撞击有它自己的根基。

回归以后，知识分子对香港文化的定位开始做长期、深远的考虑。从前，我觉得香港人没有长远的计划，可是回归以后，有了不一样的思考。香港的影响在中国各地是到处可见的，广州好像是香港的文化殖民地，什么都学香港；上海的卡拉OK 也唱广东歌。

台北也是窗口朝外的另一站。它没有经过“五四”运动、文化DA GE命等连根拔起、打倒传统的激烈冲激——没有经过这些冲激而走向现代化，台湾是一个例子。台湾相当尊敬传统文化——虽然有时候流于口号式的——它同时也接受西方文化、现代化，其中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整个说来是满成功的。

我的结论是，中西文化如何融合、接触，是过去一百年来多少学者讨论不休的问题，二十世纪走了岔路，二十一世纪要重新出发，而这三个城市，对中西文化的结合，我以为是满重要的，会影响整个中国大陆。我把这个看法提出来，跟大家讨论，尤其是这里刚好有这么多香港的学者。

张隆溪：
白先生说的中西文化如何结合的问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重要的问题。潘先生你们《明报月刊》曾专门做过双城记——上海、香港——的比较，大概由你来发言最好。

潘耀明：
像白先生讲的，上海对外来文化的融合比较快。香港社会的洋化胜于传统文化，像一些传统节日显得气氛淡薄。我最近编《澳门历史一刻》这本书，发现在澳门，传统中国文化跟拉丁文化是共存的，兼收并蓄。澳门同时留下了许多清末民初的中国式建筑和拉丁式的建筑。香港并不注重文化古迹的保存，在香港，英国和中国这两种文化都不够有特色。

黄维樑：
白先生讲的三个城市的确各有特色，但是，我觉得北京始终是个文化中心，说不定它的商业也会发展得很快，所以我觉得把北京漏掉很可惜。

关于中西文化的交会、融合，或者说全球化也好，我觉得这是必然的现象。二十世纪已是这样子，二十一世纪将继续下去。香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英国人留下来的东西好像并不显著，可是英国人留下的典章制度，它的精神，香港人的确是感觉到的。

中西文化交会、结合、互相影响，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许二十一世纪，东方文化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二十世纪是受西方文化压倒性的影响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并没有发出什么声音，现在希望我们可以有比较突出的表现。一方面跟西方文化交流融合，一方面跟西方文化争个长短。

钱文忠：
白先生讲的我很同意，作为上海人，我也觉得上海发展得很快。但是，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大剧院之所以有今天的面貌，背后有三个故事，我想白先生不一定了解。

第一个是，博物馆底下最漂亮的大堂，曾有人提议租给跨国公司作宴会的场所；第二个是，传说上海高层领导讨论过是不是把街头小戏，比如像独脚戏、上海的滑稽戏、沪剧都放进大剧院里，好在最后否决了；至于上海的图书馆看起来美轮美奂、很现代化，但里面的书经过搬迁后还不如不搬，因为从用的角度来讲，受了限制。比如说十五年前的日文图书一律不上架，连目录都没有搬过来。所以上海发展的时候经过很多曲折，付出很大代价。这个代价今天不一定看得出，但将来一定会显示出来。

我从老一辈的照片和回忆里了解到，上海过去很流行的绅士打扮，倒不一定是穿西装的，而是穿笔挺的西装裤，穿一双锃亮的皮鞋，外面穿一件长袍，这是上海绅士典型的打扮。相比之下，北京就不一样。一直到我在北大读书、教书的时候，还是上面西装，底下布鞋。这就是白先生所说的，上海一直有个很奇怪的模式，它随时可以汲取很多东西，把它融合进来，但上海也会失去很多东西，这在将来可能会显出恶果。

至于上海跟香港，我在香港只待了很短时间，没有资格做两个城市的比较。但是我刚到香港的时候，有个事情觉得很奇怪，那就是香港的路名。上海把外国路名翻译得很美，比如霞飞路，那是法国将军霞飞的名字。香港翻译得很恶劣，比如说窝打老道、奶路臣街，这反映了上海接受外国文明跟香港有区别。但是香港有一个很健康的心态，它不拒绝接受外来的东西，完全开放，但是抱有可爱的调侃，跟外来东西调侃，比如称“鬼佬”，上海则没有这情形。

我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白先生讲的有道理。李嘉诚这座大楼过去是东安市场，就是文人流连的地方，那里可以买到许多外文旧书，今天当然买不到了。北京或许只能是个被遗忘的地方。北京这个地方要么像义和团剪电线、杀洋人，对外来文化始终没有一个健康心态。如果回顾晚清到民国、到文GE时期，北京要么崇洋，要么刺洋，两种态度非常明显。一直到八〇年代我在北京念书，以及前不久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北京对外都是非常两极化的，它随时可以接受外来的一切，也可以随时排斥外国的东西，不带留恋地摧毁。北京可能只有在遗忘中才有生命。

我是年轻人，很小就看白先生的书，长大后读历史，很钦佩白先生辉煌的家族，作为晚辈来说，我没有去过台湾，我对中国文化很悲哀，没有白先生那么乐观。上海博物馆虽然那么好，但据说它连续收进假货，若老一辈还在的话，这是很难想象的；故宫博物馆就不用讲了，连珍妃的黄金印都被盗走了。

在西方文化压倒性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可能变成上海人西装裤、西装背心外面的长袍，中国文化再也不是贴身的衬衣，而是一件长袍。这件长袍在未来是不是还能存在，是不是在长袍外边再加上法国人的风衣，谁也说不准。上海、北京的年轻人当中，对传统文化的隔膜，经过大陆四九年以来的沧桑变化，近年以来外国文化的影响，根本没有平静的心态。基本上，北京的衰亡是肯定的；上海的成功是不是真实的东西，或仅仅是幻象，也很难讲。我没有去过台北，对台湾一点也不了解，从一些没有见过的老辈留下的书中，看到他们好像把希望寄托在台湾。

张隆溪：
钱文忠是年轻的一辈，可是你的论调比白先勇先生更悲观。

白先勇：
我想，我没法悲观，我们已等了一个世纪，等着复兴。W革对中国文化的摧残，还未能做真正的评估，我明白你悲观的理由，这个伤痕不是一下子可以盖过去的。可最终我总希望有个复兴的机会，我看到上海有点恢复了，觉得很兴奋。

刚才你讲到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隔膜、无知，这心态是满叫人担心的。他们向外来文化学习已来不及了，根本不回头看自己的传统。讲到这里我还有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到处推广昆曲，小时候我看过一次梅兰芳的昆曲表演，对昆曲之美有很深刻的印象。我真正接触昆曲是一九八七年到上海的时候，上昆（上海昆剧团）演《长生殿》，我看了非常感动。我们这么美的艺术，文G以后，居然还在舞台上活生生地表演，我从那时候就非常热爱昆曲。昆曲结合了中国的诗、舞、歌、剧，包含了许多传统文化的元素和美学，现在还有那么强的生命力，我就下决心要把它介绍到别的地方去，那时候我就有这个“悲愿”。后来我有机会就请上昆的朋友到台湾表演。

现在昆曲在台湾有很大的影响力，它的观众大多是二十岁到四十岁的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大学教授，昆曲仿佛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地方，让他们得到文化、精神上的净化和洗礼。这次张继青到台湾唱《牡丹亭》里的<寻梦>，整个剧院里观众的呼吸好像都停止了，到了如此入迷的地步，由此我感到台湾的年轻人正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传统文化，虽然这个回顾不是很全面的。

多年前，我把上昆请去台湾演《牡丹亭》，在国家剧院里一连表演四天，那是台湾第一次大规模的昆曲演出，那时候百分之八十的观众都没看过昆曲，我很担心到时只有小猫两三只，或者观众看一半就走了。哪晓得四天的票，一千四百多个位子，都卖得精光。看完后大家的反应空前热烈，拍手鼓掌长达二十分钟。年轻人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舞台上表演出它的美，明朝时候的爱情故事已描写得如此动人，爱得死去活来，原来西方的罗密欧与茱丽叶，我们早就有了。从那时候我就这么想，给年轻人一个机会，让传统文化带给他们震撼，让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有一种认识，一种了解和接受。

张隆溪：
刚才白先生讲的时候我想到了一点，觉得很有趣，比如说潘先生也觉得上海非常好；台北，也觉得不错；对香港则比较保留。钱文忠从国内来，对上海看得更深一点，对上海也有所保留。知识分子对本地文化总是说得刻薄一点，采取批判态度，这是很可贵的。

另外，我也想到第二点，这是因为我下个月要到美国去，开一个关于未来美国大学发展的会议，讨论人文学科的教育问题。大陆前阵子有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他们认为以前是政治的高压，现在则是商业的高压。商业的高压在香港也很明显，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觉得这不是个好时候。也许孔子在他那个时候是很倒楣的，现在说孔子是文化大师，可是当时谁也瞧不起他，“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别人骂他的话，这恰好是对知识分子很好的描述。

我在香港一年，对香港有很强烈的感受。香港好的地方是英国人留下的典章制度，包括法治精神等等；它的商业发展，金融中心的地位都是无话可说的；它的基本建设做得很好，像公共交通在世界上来说也是一流的。可是在文化方面，是极不平衡的，即使香港是这么富裕的地方，有这么好的人才。说香港是文化沙漠是太刻薄了，不过它的文化是不成比例的。在这种地方，恰好需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如果我们这么多人抱怨香港没有文化，这个抱怨就是使香港有文化的起点。

黄维樑：
刚才说香港的街道名称，像窝打老道，谐音“我打老窦”，是非常粗俗的。但也有非常文雅的，像九龙城的延文礼士道、歌和老街，这都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我用这两个例子说明香港文化东西交会，有很坏的地方，也有很好的地方。人类本来就是很复杂的，何况是中西文化交会的地方。

我最近收到新亚书院出版的一本书，是有关香港书画社的资料的，几十年来，香港有几百个书画社。如果说香港没有文化，我是第一个反对的。一九八五年四月号的《明报月刊》，刊出余英时先生的一篇文章（该文后来收入余先生的集子《文化关怀与中国情怀》），余先生说香港根本没有文化，哪有文化危机可说，我马上写文章反驳。

一九七九年，香港市政局举行文学节，白先勇先生那时候来香港，跟刘以鬯、余光中等人一起参与；更早以前，茅盾、萧红都在香港写出不少东西，许地山在香港六年；早在十九世纪中期，王韬办《循环日报》，他写游记、社评、诗歌、小说，有个中大同事王晋光教授说他是香港作家的鼻祖。他的特征，成为后来金庸、罗孚的雏形。另一方面，我对中国文化一点也不悲观。中国文化有非常强的生命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昆曲那么精致的艺术，哪怕十年、二十年的文化大GE M，它仍留下来了——诗词书画也留下来了。不会因为一个领袖的倒行逆施就受到彻底破坏，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历史，是不可能摧毁的。

马家辉：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回到白老师提到的中西文化的撞击，白老师说二十一世纪是重新出发的时候，那么上海、台北、香港这三个城市，哪个扮演比较积极的角色？基本上我只去过上海两天、北京一天，对这两个地方完全不晓得。可是我在香港出生，在台北住过一阵子，我想比较这两个地方。

文化的变动与改造有一个中介作用，这个中介，狭义来说，是一群知识分子；比较广义的来说，是一个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假如从这两个中介来看，香港被台北远远地超过了。从前台湾还没有解严的时候，香港比较开放，有言论自由，可是香港错过了很重要的机会——民主制度的推广，这个制度跟公民社会的发展有关，中英谈判过程中香港早已落后了，台湾反而前进了。开放以后，台湾言论自由更厉害，像台D什么都可以讲，从典章制度来说，台湾已超越了香港。而就广义的中介——公民社会来说，台湾也超过了香港。香港什么杂志媒介都可以流进来，不过去真正用它们的人很少，发挥使用的空间也很狭窄，台湾就全不一样，像女性主义，有什么左翼、中翼、右翼、保守、环保等女性主义，每个方面都有很严肃的辩论，台北的典章制度虽然还有点混乱，可是言论自由、民主化已大大开放，超越香港，在争取民主、解严的过程里面，整个公民社会都参与了，加上大学入学率、通讯网（network）的普遍率等数据的比较，我以为在二十一世纪里重新出发——我先把北京、上海都放在括号里面——台湾可以承担积极的责任，让中西文化的撞合朝理想的方向发展。

白先勇：
我想隔了距离，从外面看某个地方，总是觉得美好一点。

——原载二〇〇〇年五月香港《明报月刊》

         去年一月间，我又重返故乡桂林一次，香港电视台要拍摄一部有关于我的纪录片，要我“从头说起”。如要追根究柢，就得一直追到我们桂林会仙镇山尾村的老家去了。我们白家的祖坟安葬在山尾村，从桂林开车去，有一个钟头的行程。一月那几天，桂林天气冷得反常，降到摄氏二度。在一个天寒地冻的下午，我与香港电视台人员，坐了一辆中型巴士，由两位本家的堂兄弟领路，寻寻觅觅开到了山尾村。山尾村有不少回民，我们的祖坟便在山尾村的回民墓园中。走过一大段泥泞路，再爬上一片黄土坡，终于来到了我们太高祖榕华公的祖墓前。

         按照我们族谱记载，原来我们这一族的始祖是伯笃鲁丁公，光看这个姓名就知道我们的祖先不是汉人了。伯笃鲁丁公是元朝的进士，在南京做官。元朝的统治者歧视汉人，朝廷上任用了不少外国人，我们的祖先大概是从中亚细亚迁来的回族，到了伯笃鲁丁公已在中国好几代了，落籍在江南江宁府。有些地方把我的籍贯写成江苏南京，未免扯得太远，这要追溯到元朝的原籍去呢。

        从前中国人重视族谱，讲究慎终追远，最怕别人批评数典忘祖，所以祖宗十八代盘根错节的传承关系记得清清楚楚，尤其喜欢记载列祖的功名。大概中国人从前真的很相信“龙生龙，凤生凤”那一套“血统论”吧。但现在看来，中国人重视家族世代相传，还真有点道理。近年来遗传基因的研究在生物学界刮起狂飙，最近连“人类基因图谱”都解构出来，据说这部“生命之书”日后将解答许多人类来源的秘密，遗传学又将大行其道，家族基因的研究大概也会随之变得热门。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好的坏的，不知负载了多少我们祖先代代相传下来的基因。据我观察，我们家族，不论男女，都隐伏着一脉桀骜不驯自由不羁的性格，与揖让进退循规蹈矩的中原汉族，总有点格格不入，大概我们的始祖伯笃鲁丁公的确遗传给我们不少西域游牧民族的强悍基因吧，不过我们这一族，在广西住久了，熏染上当地一些“蛮风”，也是有的。我还是相信遗传与环境分庭抗礼，是决定一个人的性格与命运的两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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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世，传到了榕华公，而我们这一族人也早改了汉姓姓白了。榕华公是本族的中兴之祖，所以他的事迹也特别为我们族人津津乐道，甚至还加上些许神话色彩。据说榕华公的母亲一日在一棵老榕树下面打盹，有神仙托梦给她，说她命中应得贵子，醒后便怀了孕，这就是榕华公命名的由来。后来榕华公果然中了乾隆甲午科的进士，当年桂林人考科举中进士大概是件天大的事，长期以来，桂林郡都被中原朝廷目为“遐荒化外”之地，是流放谪吏的去处。不过桂林也曾出过一个“三元及第”的陈继昌，他是清廷重臣陈宏谋的孙子，总算替桂林人争回些面子。
        我们这一族到了榕华公大概已经破落得不象样了，所以榕华公少年时才会上桂林城到一位本家开的商店里去当学徒，店主看见这个后生有志向肯上进，便资助他读书应考，一举而中。榕华公曾到四川出任开县的知县，调署茂州，任内颇有政绩。榕华公看来很有科学头脑，当时茂州农田害虫甚多，尤以蚂蝗为最，人畜农作都被啮伤，耕地因而荒芜，人民生活困苦。榕华公教当地人民掘土造窑烧石灰，以石灰撒播田中，因发高热，蚂蝗蔓草统统烧死，草灰作为肥料，农产才渐丰收，州民感激，这件事载入了地方志。榕华公告老还乡后，定居在桂林山尾村，从此山尾村便成了我们这一族人的发祥地。
        榕华公的墓是一座长方形的石棺，建得相当端庄厚重，在列祖墓中，自有一番领袖群伦的恢宏气势。这座墓是父亲于民国十四年重建的，墓碑上刻有父亲的名字及修建日期。山尾村四周环山，举目望去，无一处不是奇峰秀岭。当初榕华公选择山尾村做为终老之乡是有眼光的，这个地方的风水一定有其特别吉祥之处，“文GE”期间破4旧，许多人家的祖坟都被铲除一空，而榕华公的墓却好端端的，似有天佑，丝毫无损，躲过了“WEN革”这一浩劫。
         从小父亲便常常讲榕华公的中兴事迹给我们听。我想榕华公苦读出头的榜样，很可能就是父亲心中励志的模范。我们白家到了父亲时，因为祖父早殁，家道又中落了，跟榕华公一样，小时进学都有困难。有一则关于父亲求学的故事，我想对父亲最是刻骨铭心，恐怕影响了他的一生。父亲五岁在家乡山尾村就读私塾，后来邻村六塘圩成立了一间新式小学，师资较佳，父亲的满叔志业公便带领父亲到六塘父亲的八舅父马小甫家，希望八舅公能帮助父亲进六塘小学。八舅公家开当铺，是个嫌贫爱富的人，他指着父亲对满叔公说道：“还读什么书？去当学徒算了！”这句话对小小年纪的父亲，恐怕已造成“心灵创伤”（trauma）。父亲本来天资聪敏过人，从小就心比天高，这口气大概是难以下咽的。后来得满叔公之助，父亲入学后，便拚命念书，发愤图强，虽然他日后成为军事家，但他一生总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在家里，逼我们读书，绝不松手，在前线打仗，打电话回来给母亲，第一件事问起的，就是我们在校的成绩。大概父亲生怕我们会变成“纨袴子弟”，这是他最憎恶的一类人，所以我们的学业，他抓得紧紧的。到今天，我的哥哥姐姐谈起父亲在饭桌上考问他们的算术“九九”表还心有余悸，大家的结论是，父亲自己小时读书吃足苦头，所以有“补偿心理”。
         父亲最爱惜的是一些像他一样家境清寒而有志向学的青年。他曾帮助过大批广西子弟及回教学生到外国去留学深造。我记得我大姐有一位在桂林中山中学的同学，叫李崇桂，就是因为她在校成绩特优，是天才型的学生，而且家里贫寒，父亲竟一直盘送她到北京去念大学，后来当了清华的物理教授。李崇桂现在应该还在北京。
         会仙镇上有一座东山小学，是父亲一九四○年捐款兴建的，迄今仍在。我们的巴士经过小学门口，刚好放学，成百的孩子，一阵喧哗，此呼彼应，往田野中奔去。父亲当年兴学，大概也就是希望看到这幅景象吧：他家乡每一个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如果当年不是辛亥革命，父亲很有可能留在家乡当一名小学教师呢。他十八岁那年还在师范学校念书，辛亥革命爆发。父亲与从前陆军小学同学多人，加入了“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北上武昌去参加革命。家里长辈一致反对，派了人到桂林北门把守，要把父亲拦回去。父亲将步枪托交给同队同学，自己却从西门溜出去了，翻过几座山，老人山、溜马山，才赶上队伍。这支学生敢死队，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开往武昌，加入了历史的洪流。父亲那一步跨出桂林城门，也就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从前在桂林，父亲难得从前线回来。每次回来，便会带我们下乡到山尾村去探望祖母，当然也会去祭拜榕华公的陵墓。那时候年纪小，五、六岁，但有些事却记得清清楚楚。比如说，到山尾村的路上，在车中父亲一路教我们兄弟姐妹合唱岳飞作词的那首〈满江红〉。那恐怕是他唯一会唱的歌吧，他唱起来，带着些广西土腔，但唱得慷慨激昂，唱到最后“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他的声音高亢，颇为悲壮。很多年后，我才体会过来，那时正值抗战，烽火连城，日本人侵占了中国大片土地。岳飞穆兴复宋室，还我河山的壮志，亦正是父亲当年抵御外侮，捍卫国土的激烈怀抱。日后我每逢听到〈满江红〉这首歌，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到桂林之前，我先去了台北，到台北近郊六张犁的回教公墓替父母亲走过坟。我们在那里建了一座白家墓园，取名“榕荫堂”，是父亲自己取的，大概就是向榕华公遥遥致敬吧。我的大哥先道、三姐先明也葬在“榕荫堂”内。榕华公的一支“余荫”就这样安息在十万八千里外的海岛上了。墓园内起了座回教礼拜的邦克楼模型，石基上刻下父亲的遗墨，一副挽吊延平郡王郑成功的对联：

 

孤臣秉孤忠五马奔江留取汗青垂宇宙
正人扶正义七鲲拓土莫将成败论英雄

 

        一九四七年父亲因“二二八事件”到台湾宣抚，到台南时，在延平郡王祠写下这副挽联，是他对失败英雄郑成功一心恢复明祚的孤忠大义一番敬悼。恐怕那时，他万没有料到，有一天自己竟也星沉海外，瀛岛归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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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于一九四四年湘桂大撤退时离开桂林，就再没有回过山尾村，算一算，五十六年。“四明狂客」”贺知章罢官返乡写下他那首动人的名诗〈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我的乡音也没有改，还能说得一口桂林话。在外面说普通话、说英文，见了上海人说上海话，见了广东人说广东话，因为从小逃难，到处跑，学得南腔北调。在美国住了三十多年，又得常常说外国话。但奇怪的是，我写文章，心中默诵，用的竟都是乡音，看书也如此。语言的力量不可思议，而且先入为主，最先学会的语言，一旦占据了脑中的记忆之库，后学的其它语言真还不容易完全替代呢。我回到山尾村，村里儿童将我团团围住，指指点点，大概很少有外客到那里去。当我一开腔，却是满口乡音，那些孩子首先是面面相觑，不敢置信，随即爆笑起来，原来是个桂林老乡！因为没有料到，所以觉得好笑，而且笑得很开心。
         村里通到祖母旧居的那条石板路，我依稀记得，迎面扑来呛鼻的牛粪味，还是五十多年前那般浓烈，而且熟悉。那时父亲带我们下乡探望祖母，一进村子，首先闻到的，就是这股气味。村里的宗亲知道我要回乡，都过来打招呼，有几位，还是“先”字辈的，看来是一群老人，探问之下，原来跟我年纪不相上下，我心中不禁暗吃一惊。从前踏过这条石径，自己还是“少小”，再回头重走这一条路，竟已“老大”。如此匆匆岁月，心理上还来不及准备，五十六年，惊风飘过。
         我明明记得最后那次下乡，是为了庆祝祖母寿辰。父亲领着我们走到这条石径上，村里许多乡亲也出来迎接。老一辈的叫父亲的小名“桂五”，与父亲同辈的就叫他“桂五哥”。那次替祖母做寿，搭台唱戏，唱桂戏的几位名角都上了台。那天唱的是《打金枝》，是出郭子仪上寿的应景戏。桂剧皇后小金凤饰公主金枝女，露凝香反串驸马郭暧。戏台搭在露天，那天风很大，吹得戏台上的布幔都飘了起来，金枝女身上粉红色的戏装颤抖抖的。驸马郭暧举起拳头气呼呼要打金枝女，金枝女一撒娇便嘤嘤地哭了起来，于是台下村里的观众都乐得笑了。晚上大伯妈给我们讲戏，她说金枝女自恃是公主拿架子，不肯去跟公公郭子仪拜寿，所以她老公要打她。我们大伯妈是个大戏迷，小金凤、露凝香，还有好几个桂戏的角儿都拜她做干妈。大伯妈是典型的桂林人，出口成章，妙语如珠，她是个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者，她有几句口头禅：

 

酒是糯米汤，不吃心里慌。
烟枪当拐杖，拄起上天堂。

 

         她既不喝酒当然也不抽大烟，那只是她一个潇洒的姿势罢了。后来去了台湾，环境大不如前，她仍乐观，自嘲是“戏子流落赶小场”。她坐在院中，会突然无缘无故拍起大腿迸出几句桂戏来，大概她又想起她从前在桂林的风光日子以及她的那些干女儿们来了。大伯妈痛痛快快地一直活到九十五。
         祖母的老屋还在那里，只剩下前屋，后屋不见了。六叔的房子、二姑妈的都还在。当然，都破旧得摇摇欲坠了。祖母一直住在山尾村老家，到湘桂大撤退前夕才搬进城跟我们住。祖母那时已有九十高龄，不习惯城里生活。父亲便在山尾村特别为她建了一幢楼房，四周是骑楼，围着中间一个天井。房子剥落了，可是骑楼的雕栏仍在，隐约可以印证当年的风貌。父亲侍奉祖母特别孝顺，为了报答祖母当年持家的艰辛。而且祖母对父亲又分外器重，排除万难，供他念书。有时父亲深夜苦读，祖母就在一旁针线相伴，慰勉他。冬天，父亲脚上生冻疮，祖母就从灶里掏出热草灰来替父亲渥脚取暖，让父亲安心把四书五经背熟。这些事父亲到了老年提起来，脸上还有孺慕之情。祖母必定智慧过人，她的四个媳妇竟没说过她半句坏话，这是项了不起的成就。老太太深明大义，以德服人，颇有点贾母的派头。后来她搬到我们桂林家中，就住在我的隔壁房。每日她另外开伙，我到她房间，她便招我过去，分半碗鸡汤给我喝，她对小孩子这分善意，却产生了没有料到的后果。原来祖母患有肺病，一直没有发觉。我就是那样被染上了，一病五年，病掉了我大半个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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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临离开山尾村，到一位“先”字辈的宗亲家去小坐了片刻。“先”字辈的老人从米缸里掏出了两只瓷碗来，双手颤巍巍地捧给我看，那是景德镇制造的釉里红，碗底印着“白母马太夫人九秩荣寿”。那是祖母的寿碗！半个多世纪，历过多少劫，这一对寿碗居然幸存无恙，在幽幽地发着温润的光彩。老人激动地向我倾诉，他们家如何冒了风险收藏这两只碗。她记得，她全都记得，祖母那次做寿的盛况。我跟她两人抢着讲当年追往事，我们讲了许多其它人听不懂的老话，老人笑得满面灿然。她跟我一样，都是从一棵榕树的根生长出来的树苗。我们有着共同的记忆，那是整族人的集体记忆。那种原型的家族记忆，一代一代往上延伸，一直延伸到我们的始祖伯笃鲁丁公的基因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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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电视台另一个拍摄重点是桂林市东七星公园小东江上的花桥，原因是我写过〈花桥荣记〉那篇小说，讲从前花桥桥头一家米粉店的故事。其实花桥来头不小，宋朝时候就建于此，因为江两岸山花遍野，这座桥簇拥在花丛中，故名花桥。现在这座青石桥是明清两朝几度重修过的，一共十一孔，水桥有四孔，桥面盖有长廊，绿瓦红柱，颇具架式。花桥四周有几座名山，月牙山、七星山，从月牙山麓的伴月亭望过去，花桥桥孔倒影在澄清的江面上，通圆明亮，好像四轮浸水的明月，煞是好看，是桂林一景。
         花桥桥头，从前有好几家米粉店，我小时候在那里吃过花桥米粉，从此一辈子也没有忘记过。吃的东西，桂林别的倒也罢了，米粉可是一绝。因为桂林水质好，榨洗出来的米粉，又细滑又柔韧，很有嚼头。桂林米粉花样多：元汤米粉、冒热米粉，还有独家的马肉米粉，各有风味，一把炸黄豆撒在热腾腾莹白的粉条上，色香味俱全。我回到桂林，三餐都到处去找米粉吃，一吃三四碗，那是乡愁引起原始性的饥渴，填不饱的。我在〈花桥荣记〉里写了不少有关桂林米粉的掌故，大概也是“画饼充饥”吧。外面的人都称赞云南的“过桥米线”，那是说外行话，大概他们都没尝过正宗桂林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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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自古以来赞美桂林的名言，到现在恐怕还是难以驳倒的，因为桂林山水太过奇特，有山清、水秀、洞奇、石美之称，是人间仙境，别的地方都找不到。这只有叹服造化的鬼斧神工，在人间世竟开辟出这样一片奇妙景观来。桂林环城皆山，环城皆水，到处山水纵横，三步五步，一座高峰迎面拔地而起，千姿百态，每座殊异，光看看这些山名；鹦鹉山、斗鸡山、雉山、骆驼山、马鞍山，就知道山的形状有多么戏剧性了。城南的象鼻山就真像一只庞然大象临江伸鼻饮水。小时候，母亲率领我们全家夏天坐了船，在象鼻山下的漓江中徜徉游泳，从象鼻口中穿来穿去，母亲鼓励我们游泳，而且带头游。母亲勇敢，北伐时候她便跟随父亲北上，经过枪林弹雨的，在当时，她也算是一位摩登女性了。漓江上来来往往有许多小艇子卖各种小吃，我记得唐小义那只艇子上的田鸡粥最是鲜美。
          自唐宋以来，吟咏桂林山水的诗文不知凡几，很多留传下来都刻在各处名山的石壁上，这便是桂林著名的摩崖石刻，仅宋人留下的就有四百八十多件，是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在象鼻山水月洞里，我看到南宋诗人范成大的名篇：〈复水月洞铭〉，范成大曾经到广西做过安抚使，桂林到处都刻有他的墨迹。洞里还有张孝祥的〈朝阳亭诗并序〉。来过桂林的宋朝大诗人真不少：黄庭坚、秦少游，他们是被贬到岭南来的。其实唐朝时就有一大批逐臣迁客被下放到广西，鼎鼎有名的当然是柳宗元，还有宋之问、张九龄，以及书法家褚遂良。这些唐宋谪吏到了桂林，大概都被这里的一片奇景慑住了，一时间倒也忘却了宦海浮沉的凶险悲苦，都兴高采烈地为文作诗歌颂起桂林山水的绝顶秀丽。贬谪到桂林，到底要比流放到辽东塞北幸运多了。白居易说“吴山点点愁”，桂林的山看了只会叫人惊喜，绝不会引发愁思。从桂林坐船到阳朔，那四个钟头的漓江舟行，就如同观赏南宋大画家夏珪的山水手卷一般，横幅缓缓展开，人的精神面便跟着逐步提升，两个多钟头下来，人的心灵也就被两岸的山光水色洗涤得干干净净。香港电视台的摄影师在船上擎着摄影机随便晃两下，照出来的风景，一幅幅“画中有诗”。漓江风光，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拍，都是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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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我们下榻市中心的榕湖宾馆，这个榕湖也是有来历的，宋朝时候已经有了。北岸榕树楼前有千年古榕一棵，树围数人合抱，至今华盖亭亭，生机盎然，榕湖因此树得名。黄庭坚谪宜州过桂林曾系舟古榕树下，后人便建榕溪阁纪念他。南宋诗人刘克庄曾撰〈榕溪阁诗〉述及此事：

 

榕声竹影一溪风，迁客曾来系短篷。
我与竹君俱晚出，两榕犹及识涪翁。

 

         榕湖的文采风流还不止于此。光绪年间，做过几日“台湾大总统”的唐景崧便隐居榕湖，他本来就是广西桂林人，回到故乡兴办学堂。康有为到桂林讲学，唐景崧在榕湖看棋亭上，招待康有为观赏桂剧名旦一枝花演出的《芙蓉诔》。康有为即席赋诗：“万玉哀鸣闻宝瑟，一枝浓艳识花卿。”传诵一时。想不到“百日维新”的正人君子也会作艳诗。
         榕湖遍栽青菱荷花，夏季满湖清香。小时候我在榕湖看过一种水禽，鸡嘴鸭脚，叫水鸡，荷花丛中，突然会冲出一群这种黑压压的水鸟来，翩翩飞去，比野鸭子灵巧得多。
         榕湖宾馆建于六○年代，是当时桂林最高档的宾馆，现在前面又盖了一座新楼。榕湖宾馆是我指定要住的，住进去有回家的感觉，因为这座宾馆就建在我们西湖庄故居的花园里。抗战时我们在桂林有两处居所，一处在风洞山下，另一处就在榕湖，那时候也叫西湖庄。因为榕湖附近没有天然防空洞，日机常来轰炸，我们住在风洞山的时候居多。但偶尔母亲也会带我们到西湖庄来，每次大家都欢天喜地的，因为西胡庄的花园大，种满了果树花树，橘柑桃李，还有多株累累的金桔。我们小孩子一进花园便七手八脚到处去采摘果子。橘柑吃多了，手掌会发黄，大人都这么说。一九四四年，湘桂大撤退，整座桂林城烧成了一片劫灰，我们西湖庄这个家，也同时毁于一炬。战后我们在西湖庄旧址重建了一幢房子，这所房子现在还在，就在榕湖宾馆的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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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睡在榕湖宾馆里，半醒半睡间，朦朦胧胧我好像又看到了西湖庄花园里，那一丛丛绿油油的橘子树，一只只金球垂挂在树枝上，迎风招摇，还有那几棵老玉兰，吐出成千上百夜来香的花朵，遍地的栀子花，遍地的映山红，满园馥郁浓香引来成群结队的蜜蜂蝴蝶翩跹起舞──那是另一个世纪、另一个世界里的一番承平景象，那是一幅永远印在我儿时记忆中的欢乐童画。

 

──原载二○○一年五月二十一─二十三日《世界日报》副刊

     一个深冬的午后，台北近郊天母翁寓的门口，一辆旧式的黑色官家小轿车停了下来，车门打开，里面走出来两个人。前面是位七旬上下的老者，紧跟其后，是位五十左右的中年人。老者身着黑缎面起暗团花的长袍，足登一双绒布皂鞋，头上戴了一顶紫貂方帽，几绺白发从帽沿下露了出来，披覆在他的耳背上，他的两颐却蓄着一挂丰盛的银髯。老者身材硕大，走动起来，胸前银髯，临风飘然，可是他脸上的神色却是十分的庄凝。他身后那位中年人也穿了一身深黑的西服，系着一根同色领带。他戴了一副银丝眼镜，头发也开始花白了，他的面容显得有点焦黄疲惫。老者和中年人一走近大门，里面一个苍老的侍从老早打开了门，迎了出来，那个侍从也有六十开外了，他穿着一身褪了色的蓝布中山装，顶上的头发已经落尽，背却佝偻得成了一把弯弓，他向老者和那位中年人不停地点着头说道：
　　“长官回来了？雷委员，您好？”
　　雷委员向那个老侍从还了礼，然后便转过来微微欠身向老者恭敬的说道：
　　“朴公累了一天，要休息了吧？我要告辞了。”
　　“不要紧，进来坐坐，我还有话要跟你说。”朴公摆了摆手，并没有回头，却踏着迟缓而稳健的步子，迳自往门内走了进去，雷委员也跟着走了进来。那个老侍从便马上过去把大门关上。
　　“赖副官。”朴公叫道。
　　“有。”赖副官赶忙习惯的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两手贴在腿侧上，可是他的背却仍旧佝偻着，伸不直了。
　　“沏两杯茶，拿到我书房来。”
　　“是，长官。”赖副官一行应着，一行却弯着身子走了。
　　宅内的院子里，别的树木都没有种，单沿着围墙却密密的栽了一丛紫竹，因是深冬，院子的石径上都飘满了脱落的叶箨。朴公和雷委员走向屋内时，踏在焦脆的竹叶片上，一直发着哗剥的碎声。朴公和雷委员走进屋内书房时，赖副官早已经端着两盅铁观音进来，搁在一张嵌了纹石的茶几上了，然后他又弯着身点着头向雷委员说：
　　“雷委员请用茶。”
　　朴公进到书房里，并没有摘下帽子，便迳自走到茶几旁边一张紫檀木太师椅上坐了下来，捧起了一盅热茶，暖了一暖手，吹开浮面的茶叶，啜了一口，然后才深深的舒了一口气。他举目看见雷委员仍旧立着时，便连忙用手示了一下意，请雷委员在另一张太师椅上坐下。
　　书房内的陈设十分古雅，一壁上挂着一幅中堂，是明人山水，文征明画的寒林渔隐图。两旁的对子却是郑板桥的真迹，写得十分苍劲雄浑：
　　
　　锦江春色来天地
　　玉垒浮云变古今

　　另一壁也悬了一副对联，却是汉魏的碑体，乃是展堂先生的遗墨。上联题着“朴园同志共勉”。下联书明了日期：民国十五年北伐誓师前夕。联语录的是国父遗嘱：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

　　靠窗左边是一张乌木大书桌，桌上的文房四宝一律齐全。一个汉玉鲤鱼笔架，一块天籁阁珍藏的古砚，一只透雕的竹笔筒里插着各式的毛笔，桌上单放着一部翻得起了毛的线装《资治通鉴》。靠窗的右边，有一个几案，案头搁着一部大藏金刚经，经旁有一支饕餮纹三脚鼎的古铜香炉，炉内积满了香灰，中间还插着一把烧剩了的香棍。
    “你们老师——”朴公坐下后，沉思良久，才开言道。
    “是的，朴公。”朴公说了一句，没有接下去，雷委员便答腔道。
　　“你们老师，和我相处，前后总有五十多年了——”朴公顿了一顿才又说道，“他的为人，我知道得太清楚。”
　　“是的，朴公，”雷委员答道，“恩师和朴公的厚谊我们都知道。”
　　“‘狂狷’二字是你老师的好处，可是他一辈子吃亏，也就是这个上头。孟养——他的性子是太刚了些。”朴公点着头叹了一口气。
　　“恩师的为人，实在是叫人景仰的。”雷委员说道。
　　“虽然这样说，跟他共事就有点难了，”朴公转向雷委员，“你做过他这些年的幕僚，你当然知道。”
　　“是的，是的，”雷委员赶快接口道，“恩师行事，一向令重如山，口出必行，那是没有人敢违背的。”
　　“你们背地下都把他比做七月里的大太阳——烈不可当，是吗？”朴公侧过身去，微笑着问道。雷委员会心的笑了一下，却没敢答腔。朴公把头上的貂皮帽摘了下来，用手搔了一下头上那几绺白发，又独自沉思起来。
　　“其实，他晚年也是十分孤独的——”隔了半晌，朴公才喃喃自语的说道。
　　“嗯，朴公？”
　　“我说，”朴公转头过去提高了声音，“孟养，他的性子太烈了。做了一辈子的事，却把世人都得罪了。就是我和仲默两人还能说说他。”
　　“恩师对朴公和仲公二位一向推崇备至。”雷委员欠身转向朴公，脸上充满了敬意的说道。朴公捋了一捋他胸前那挂银须，微微的笑了一下。
　　“我和仲默倒未必真有什么地方教他折服。不过，我们三人当初结识，却颇有一段渊源——这个，恐怕连你也不太清楚呢。”
　　“我记得恩师提过：他和朴公、仲公都是四川武备学堂的同学。”
　　“那倒是。不过，这里头的曲折，说来又是话长了——”朴公轻轻的叹了一下，微微带笑的合上了目。雷委员看见朴公闭目沉思起来，并不敢惊动他，静等了一刻工夫，才试探着说道：
　　“朴公讲给我们晚辈听听，日后替恩师作传，也好有个根据。”
　　“唔——”朴公吟哦了一下，“说起来，那还是辛亥年间的事情呢。仲默和他夫人杨蕴秀，刚从日本回来，他们在那边参加了同盟会，回来是带了使命的：在四川召集武备学堂的革命分子，去援助武汉那边大举起义。那时四川哥老会的袍哥老大，正是八千岁罗梓舟，他带头掩护我们暗运军火入武昌。其实我们几个人虽然是先后同学，彼此并不认识，那次碰巧都归成了一组。我们自称是‘敢死队’，耳垂上都贴了红做暗记的，提出的口号是‘革命倒满·倒满革命’。一时各路人马，揭竿而起，不分昼夜，兼水陆纷纷入鄂。仲默的夫人杨蕴秀到底不愧是个有胆识的女子！”朴公说着不禁赞佩的点了几下头。
　　“仲公的夫人确实是位巾帼英雄。”雷委员也附和着赞道。
　　“你知道吗？那天运军火进武昌，就是由杨蕴秀扮新娘。炸弹都藏在她的花轿里。孟养和我呢，就打了红包头扮抬轿夫，仲默却是一身长袍马褂骑在马上做新郎官。加上几个袍哥同志，吹吹打打便混进了正阳门。那晓得一进城，里面早已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了。原来文学社的几个同志走漏事机，总督下令满城捕人，制台衙门门前已经悬上了我们革命同志的头颅了。我们马上接到胭脂巷十号的命令：事出仓猝，提前发难，当晚子时，以炮鸣为号。任务是炸制台衙门，抢救狱中同志。我们几个人便藏到了杨蕴秀姊姊家，伺机而动。那天夜晚，也真好像天意有知一般，竟是满城月色，景象十分悲肃。我们几个人都换上了短打，连杨蕴秀也改了男装。大家几杯烧酒一下肚，高谈国家兴亡，都禁不住万分慷慨起来。你老师最是激昂，我还记得，他喝得一脸血红，把马刀往桌上一拍，拉起我和仲默两个人，便效那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在院子里献歃血为盟，对天起誓：‘不杀满奴，誓不生还。’约定日后大家有福共享，有难同当。那时倒真是都抱了必死之心的，三个人连姓名生辰都留下了。算起来，我是老大，仲默居二，你老师年纪最小，是老么。他那时才不过二十岁——”
　　“哦？”雷委员惊讶的插话道，“我倒不曾知道，原来恩师和朴公、仲公，还有这么一段渊源呢！”
　　“你哪里能得知？”朴公又捋了一下他胸前的银髯，笑道，“那段过往，确实是我们三个人的秘密。那晚我们才等到十时左右，城东工程营那边便突然间枪声震响起来了。几个人正还犹疑，你老师便跳了起来，喊道：‘外面都动了兵器了，我们还在这里等死吗？’说着便抢了几枚炸弹，拖起马刀往外面冲去，我们也纷纷涌了出去。原来外面人声汹汹，武昌城内早已火光冲天了。混战了一夜，黎明的光景，大势已定，武昌城内，到处都飘满了我们革命军的白旗了。于是我们一队人便走向蛇山楚望台去集合，经过黄鹤楼的时候，你老师突然兴致大发，一下子跑到了上面去，脱下了一件血迹斑斑的白布褂子，用竹竿挑起，插到了楼檐上去，然后他站到黄鹤楼的栏杆上，挥着一柄马刀，朝了我们呼喊道：‘革命英雄——王盂养在此。’他那时那股豪狂的劲道，我总还记得。”朴公又微微的笑了一下，停下来喝了一口铁观音。
　　“要不是朴公今天提起，恩师那些事迹竟埋没了，”雷委员说，“这些都该写入传里去的。”
　　“可以写，”朴公点首赞许道，“你老师年轻时那些任侠事迹，只有我才最清楚。那次起义，虽然事出仓猝，由几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闯成了革命，可是也就是那么一闯，却把个民国给闯了出来呢。第二天我们便通电全国，称中华年号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朴公沉吟了片刻，又缓缓的说道，“也就是从那时起，日后几十年间，我们三个人东征西讨，倒也真还能做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地步。你老师当了总司令的时候，官位比我们都高，背着人，我和仲默一样叫他‘老么’。”朴公朝雷委员点头笑了一下，雷委员也笑了起来。“他也始终把我和仲默以兄长看待，所以只有我和仲默还够拘阻他一些。我一生谨慎，吃亏的地方少。仲默厚道，与人无争。不过，平心而论，讲到才略机智，我要首推你们老师——”朴公竖起了一双寿眉，举起了大拇指说道，“我老早背地下就和仲默说过：‘老二，日后叱咤风云，恐怕还要看我们那个小的呢。’后来果然应了我的话，你老师的成就确实在我们之上。”
　　“恩师的才智实在是令人钦服的，”雷委员说道，“只可惜还没能展尽就是了。”
　　“不是这样说，”朴公摆了一摆手止住雷委员道，“他倒真是做过了一番事业的。不过你老师发迹得早，少年得志，自然有他许多骄纵的地方，不合时宜。这不能怨天尤人，还是要怪他自己的性格。孟养——”朴公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他确实太刚烈了。”说完朴公和雷委员对坐着，各自又默默地沉思起来，隔了一刻工夫，雷委员才轻轻的喟叹了一声说道：
　　“不过——今天总算是风光了。难为人到得那么齐全，连王钦公、李贤公、赵冕公竟也亲自来了。”
　　“是吗？”朴公微感惊讶的问道，“他们也来了吗？我怎么没见着呢？”
　　“他们来得很早，一会儿功夫就告辞了。”
　　“哦——”朴公若有所思的说道，“我也有多少年没有见着他们了。他们几个送来的挽联，挂在灵堂里，我倒看了。王钦之的挽联还嵌了两句‘出师未捷身先死。中原父老望旌旗。’虽然他和你老师有过一段恩怨，可见他对你老师也还是十分推重的。”
　　“是的，朴公。”雷委员赶忙应道。
　　“今天的公祭倒也还罢了，”朴公说道，“虽说身后哀荣，也不能太离了格。我看孟养的那个男孩子，竟不大懂事。大概在外国住久了，我们中国人的人情礼俗，他不甚了解。”
　　“家骥兄刚从美国回来，他对国内的情形是比较生疏一点。”雷委员解说道。
　　“治丧委员会的人，和他商量事情，他一件件都给驳了回来。我主持这个治丧会，弄得很为难，他是亡者的家属，又是孝子，我也不便太过专揽。后来我实在看不过去，便把他叫到一旁，对他说道：‘当然古训以哀戚为重，可是你父亲不比常人，他是有过功勋的。开吊这天，是国葬的仪式，千人万众都要来瞻仰你父亲的遗容。礼仪上有个错失，不怕旁人物议，倒是对亡者失敬了。’我的话只能说到这一步，我看他的情形，竟有点不耐烦的样子。”
　　“家骥兄办事，确实还少了一点历练。”雷委员点头附和道。
　　“还有一件事，我也对他直说了，孟养的夫人早过世，孟养在医院卧病这两年，侍候汤药，扶上扶下，都还靠他那位继室夫人。他们这次发讣文，竟没有列她的名字。她向我哭诉，要我主持公道。以我和你老师的情分，我不能不管。可是这到底是他们的家事，我终究还是个外人，不便干预。最后我只得委婉的和盂养那个男孩子说了：‘看在你亡父的分上，日后生活，你们多少照顾些。’”朴公说到这里，却太息了一下，愀然说道：
　　“看见这些晚辈们行事，有时却不由得不叫人寒心呢。”
　　雷委员也跟着点头，唏嘘了一番。朴公手里一直捧着那盅早已凉掉了的铁观音，又默然沉思起来。雷委员看见朴公面上，已经有了些倦容，他便试探着说道：
　　“朴公身体乏了吧，我该——”
　　朴公抬起头看看雷委员，又望望窗外，说道：
　　“天色已经不早了。这样吧，你索性留在我这里，陪我对一盘棋，吃了晚饭再走。”
　　说着他也不等雷委员同意，便迳自走向棋桌，把一副围棋摆上，雷委员也只得跟着坐到棋桌边。刚坐下去，朴公抬头瞥见几案的香炉里，香早已烧尽，他又立了起来，走到几案那里，把残余的香棍拔掉，点了一把龙涎香，插到那只鼎炉内。一会儿功夫，整个书房便散着一股浓郁的龙涎香味了。朴公和雷委员便开始对弈起来。下了两三手的当儿，书房门突然打开了，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子走了进来，他穿了一身整洁的卡其学生制服，眉眼长得十分清俊，手里捧碗热气腾腾的汤药。
　　“爷爷，请用药。”他小心翼翼的把那碗汤药搁在茶几上便对朴公说道。朴公抬头看见他，脸上马上泛出了一丝笑容，但是却厉声喝道：
　　“还不快叫雷伯伯？”
　　“雷伯伯。”男孩子赶快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朝着雷委员深深地行了一个礼。
　　“这位就是令孙少爷了吧？”雷委员赶忙还礼笑道。
　　“我的小孙子——效先。”朴公指了一指他的孙子。
　　“好聪明的长相！”雷委员夸赞道。
　　“他今年小学三年级了，在女师附小念书。”朴公介绍道，“他是在美国生的，我的男孩子两夫妻都在那边教书。前几年，他祖母把他接了回来。他祖母过世后，便一直跟着我。他刚回来的时候，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简直成了个小洋人！现在跟着我念点书，却也背得上几首唐诗了。”
　　“哦——？”雷委员惊讶道。
　　“你能背首诗给雷伯伯听吗？”朴公捋了一捋他的银胡须。
　　“背哪一首诗，爷爷？”
　　“你还能记得多少首？”朴公喝道，“上礼拜教给你的那首《凉州词》还记得吗？”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朴公的孙子马上毫不思索摇着头琅琅的把那首《凉州词》背了出来。
　　“了不得！了不得！”雷委员喝彩道，“这点年纪就有这样的捷才。朴公，”他转向朴公又说道，“莫怪我唐突，将来恐怕‘雏凤清于老凤声’呢。”
　　“不要谬奖他，”朴公说道，脸上不禁泛满了得意的笑容，向他的孙子说了句：“去吧。”
　　朴公的孙子离开书房后，朴公便把那碗热汤药捧起来，试着喝了几口。
　　“朴公近来贵体欠安吗？”雷委员停下了棋，关怀的问道。
　　“倒也没有什么，”朴公答道，“你还记得我和你老师北伐打龙潭那一仗吗？我受了炮伤。”
　　“是的，是的，我记得。”雷委员赶忙应道。
　　“那时还年轻，哪里在意，现在上了年纪，到底发着了，天寒的时候，腰上总是僵痛，电疗过几次，并不见效，我便到奚复一那里去抓了一帖药，服着好像还克化得动似的。”朴公说着，已经把那一碗汤药饮尽，然后又开始和雷委员对弈起来。下到二十手的光景，雷委员有一角被朴公打围起来，勒死了，他在盒子里一直抓弄棋子，想了差不多十来分钟才能下手。
　　“朴公——”他抬头时，发觉原来朴公坐在那里，垂着头，已经矇然睡去。他赶忙立了起来，走到朴公身旁，在朴公耳边，又轻轻的唤了一声：
　　“朴公——”
　　“嗯？”朴公睁开了惺松的睡眼，含糊的问道，“该我下了吗？”
　　“朴公该休息了，打扰了一个下午，我想我还是先告辞了吧。恩师那边还有许多后事等我去了结呢。”
　　朴公怔怔的思索了半晌，终于站了起来说道：
　　“也好，那么你把今天的谱子记住。改日你来，我们再收拾这盘残局吧。”
　　朴公送雷委员到院子里的时候，雷委员再三请朴公止步，朴公并没有理会，迳自往大门走去，走到门口时，他却若有所思的停了下来，对雷委员说道：
　　“下月二十五日，是你老师的‘七七’。”
　　“是的，朴公。”
　　“你老师那边打算在家里做呢？还是到寺里去呢？”
　　雷委员的脸上现出了难色，隔了半晌，终于说道：
　　“此事我跟家骥兄商量过了。他说他们几个人都是信基督教的，不肯举行佛教的仪式。”
　　“哦——”朴公点头沉吟道，“那么这样吧，那天由我出名，在善导寺替孟养念经超渡好了。下月也是仲默的周忌，正好替他两人一齐开经，仲默的夫人也要参加的。”
　　朴公说着，又歪过了身子，凑到雷委员耳根下，低声说道：
　　“你老师打了一辈子的仗，杀孽重。他病重的时候，跟我说常常感到心神不宁。我便替他许下了愿，代他手抄了一卷金刚经，刚刚抄毕。做‘七七’那天，拜大悲忏的时候，正好拿去替他还愿。”
　　朴公说毕，赖副官已经把汽车叫过来送客，打开车门在那里等候着了。正当雷委员要跨上车的时候，朴公又招住了他，把他叫到跟前，对他说道：
　　“还有一句话，是你老师临终时留下来的：日后/da回/da lu，无论如何要把他的灵柩移回家乡去。你去告诉他的那些后人，一定要保留一套孟养常穿的军礼服，他的那些勋章也要存起来，日后移灵，他的衣衾佩挂是要紧的。”
　　“是的，朴公，我一定照办。”
　　“唔——”朴公吟哦了一下，最后说道：“你老师生前，最器重你。他的后事，你多费点心。至于他那些后辈，有什么不懂事的地方，你担待些，不要计较了。”
　　“这点请朴公绝对放心。”雷委员向朴公深深的行了一个礼便跨进汽车里去。
　　“赖副官，开饭了吧。”朴公目送雷委员离开后，便吩咐赖副官道。
　　“是，长官。”赖副官连忙弯着腰做了个立正的姿势应道，然后蹒跚的走过去把大门关上。
　　朴公回到院子里的时候，冬日的暮风已经起来了，满院里那些紫竹都骚然地抖响起来。西天的一抹落照，血红一般，冷凝在那里。朴公踱到院子里的一角，却停了下来。那儿有一个三叠层的黑漆铁花架，架上齐齐的摆着九盆兰花，都是上品的素心兰，九只花盆是一式回青白瓷螭龙纹的方盆，盆里铺了冷杉屑。兰花已经盛开过了，一些枯褐的茎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残苞在幽幽的发着一丝冷香。可是那些叶子却一条条的发得十分苍碧。朴公立在那几盆萧疏的兰花面前，背着手出了半天的神，他胸前那挂丰盛的银髯给风吹得飘扬了起来。他又想起了半个世纪以前，辛亥年间，一些早已淡忘了的佚事来，直到他的孙子效先走来牵动他的袖管，他才扶着他孙子的肩膀，祖孙二人，一同入内共进晚餐。

      除夕这一天，寒流突然袭到了台北市，才近黄昏，天色已经沉暗下来，各家的灯火，都提早亮了起来，好像在把这一刻残剩的岁月加紧催走，预备去迎接另一个新年似的。
      长春路底的信义东村里，那些军眷宿舍的矮房屋，一家家的烟囱都冒起了炊烟；锅铲声、油爆声，夹着一阵阵断续的人语喧笑，一直洋溢到街上来。除夕夜已渐渐进入高潮——吃团圆饭——的时分了。
      信义东村五号刘营长家里的灯火这晚烧得分外光明。原来刘家厅堂里的窗台上，正点着一双尺把高，有小儿臂粗的红蜡烛，火焰子冒得熊熊的，把那间简陋的客厅，照亮了许多。
     “赖大哥，你老远跑来我们这里过个年，偏偏还要花大钱——又是酒，又是鸡，还有那对大蜡烛，亏你怎么扛来的。”
　　  刘营长太太端着一只烧得炭火子爆跳的铜火锅进到厅堂来，一面对坐在圆饭桌上首的一位男客笑着说道。刘太太是一个四十上下的中年妇人，穿了一身黑缎子起紫团花的新旗袍，胸前系着一块蓝布裙，头上梳了一个油光的发髻，脸上没有施脂粉，可是却描了一双细挑的眉毛。她的一口四川话，一个个字滚出来，好像不粘牙齿似的。
　　 “不瞒你弟妹说，”那位姓赖的男客拍了一下大腿说道：“这对蜡烛确实费了我一番手脚呢，台南车站今天简直挤得抢命。幸亏我个子高，把那对蜡烛举在头上，才没给人碰砸了。一年难得上来看你们一次，这个年三十夜定规要和你们守个岁。回头熬通宵，点起蜡烛来，也添几分喜气。”说着他便呵呵地笑了起来。他那一头寸把长的短发，已经花到了顶盖，可是却像钢刷一般，根根倒竖；黧黑的面皮上，密密麻麻，尽是苍斑，笑起来时，一脸的皱纹水波似地一圈压着一圈。他的骨架特大，坐着也比旁人高出一个头来，一双巨掌，手指节节瘤瘤，十枝树根子似的。他身上穿了一套磨得见了线路的藏青哔叽中山装，里面一件草绿毛线衣，袖口露了出来，已经脱了线，口子岔开了。他说
话时嗓门异常粗大，带着浓浊的川腔。
　　“大哥，你的话正合了我们韵华的意思。她连牌搭子都和你找好了。”
　　刘营长接口道。刘营长还穿着一身军服，瘦长个子，一双削腮，古铜色的面皮绷得紧紧的，被烈日海风磨得发了亮。他的鬓脚子也起了花。说话时和那个姓赖的客人一模一样，也是一口的四川乡音。
　　“我知道赖大哥好这两张，才特地把这一对留了下来。”
　　刘营长太太把那只火锅搁在饭桌中央，指着坐在桌上两个青年男女说道。
　　“骊珠表妹和俞欣也是难得。骊珠下午还在陆总医院值班呢。俞欣也是今天才从凤山赶来的，大概两个人早就约好夜晚出去谈心了，给我硬押了下来，等下子陪赖大哥一起‘逛花园’。”
　　“‘逛花园’——我赖鸣升最在行！”赖鸣升叫道：“不到天亮，今夜谁也不准下桌子。骊珠姑娘，你要和这位俞老弟谈情说爱，你们在牌桌上只管谈，就当我们不在面前好了。”
　　骊珠红着脸笑了起来，俞欣也稍显局促地陪笑着。骊珠是个娇小的女孩子，鲜红的圆脸上一双精光滴溜的黑眼睛，看上去才不过十六、七，可是她已经在陆总当了两年护士了。俞欣坐在她身旁，腰杆子挺得直直的。他穿了一套刚浆洗过，熨得棱角毕挺的浅泥色美式军礼服，领上别了一副擦得金亮的官校学生领章，系着一条黑领带，十分年轻的脸上，修剃得整整齐齐，显得容光焕发，刚理过的头发，一根根吹得服服贴贴的压在头上。
　　“我也要守夜。”刘营长十岁大的儿子刘英也在桌上插嘴道。
　　“你吃完饭就乖乖的给我滚到床上去。还要守夜呢！”刘太太对刘英喝道。
　　“赖伯伯答应十二点钟带我到街上去放爆仗的。”刘英望着赖鸣升焦急的抗辩道。
　　“好小子！”赖鸣升伸出他那个巨掌在刘英剃得青亮的头皮上拍了一巴掌笑道：“你赖伯伯最会放爆仗。等下子放给你看：电光炮抓在手里爆！”
　　“弟妹，”赖鸣升转向刘太太说道：“你莫小看了这个娃儿，将来恐怕还是个将才呢！”
　　“将才？”刘太太冷嗤了一下，“这个世界能保住不饿饭就算本事，我才不稀罕他做官呢。”
　　“将来你想干什么，小子？”赖鸣升询问刘英道。
　　“陆军总司令！”刘英把面一扬，严肃的答道。
　　桌子上的人都大笑了起来，连刘太太也撑不住笑了，赖鸣升笑得一脸皱纹，一把将刘英拖到怀里。
　　“好大的口气！小子要得。你赖伯伯像你那么大，心眼比你还要高呢。”
　　刘太太又进去端出了几盆火锅菜来：一盆毛肚、一盆腰花、两盆羊肉片子，还有五六碟加了红油的各色四川泡菜。刘太太特地把一碟送酒的油炸花生米搁在赖鸣升面前，便开始替各人斟酒。
　　“这几瓶金门高粱也是赖大哥拿来的。”刘太太向大家宣布道：“大哥带两瓶来意思一下就算了，竟买了一打！我们这里哪有这么些酒桶子？”
　　“我也没有特别去买，”赖鸣升指着茶几上那几瓶金门高粱说道：“是我从前一个老部下——在金门当排附，回到台南，带去送给我的。亏他还记得我这个老长官，我倒把他忘掉了。”
　　“大哥，你也是我的老长官，我先敬你一杯。”刘营长站了起来，端着一杯满满的高粱酒，走到赖鸣升跟前，双手举起酒杯向赖鸣升敬酒。
　　“老弟台，”赖鸣升霍然立起，把刘营长接到椅子上，粗着嗓门说道：“这杯酒大哥是要和你喝的。但是要看怎么喝法。论到我们哥儿俩的情分，大哥今晚受你十杯也不为过。要是你老弟台把大哥拿来上供，还当老长官一般来敬酒，大哥一滴也不能喝！一来你大哥已经退了下来了。二来你老弟正在做官。一个营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手下也有好几百人。你大哥呢，现在不过是荣民医院厨房里的买办。这种人军队里叫什么？伙夫头！”
　　赖鸣升说着先自哈哈大笑起来，刘英也跟着他笑得发出了尖叫声。赖鸣升又在刘英青亮的头皮上拍了一巴掌说道：
　　“你笑什么，小子？你莫错看了伙夫头。你赖伯伯从前就是当伙夫头当起官来的呢！所以我说，老弟，你堂堂一个营长，赶着个伙夫头叫老长官，人家听着也不像。”
　　刘营长被赖鸣升按在椅子上，一直摇手抗辩。刘太太自己却端了一杯酒走到赖鸣升跟前笑道：
    “大哥的话说差了，莫说你们哥儿原是患难弟兄，你赖大哥当官的时候，他还不晓得在哪里呢。”
　　“我吗？大哥在四川当连长，我正是大哥连里的勤务兵呢。”刘营长赶忙补充道。
　　“所以说呀！大哥还不肯认是老长官吗？别说他该敬大哥酒，我也来敬大哥这个老长官一杯。”
　　刘太太说着先自干了半杯酒，桌上的人个个都立了起来，一起赶着赖鸣升叫“老长官”，要敬他的酒。赖鸣升胡乱推让了一阵，笑着一仰头也就把一杯金门高粱饮尽了，然后坐下来，咂咂嘴，涮了一撮毛肚过酒。于是刘太太又开始替众人添酒了。
　　“怎么，俞老弟，你没有干杯呀？”刘太太正要替俞欣斟酒的当儿，赖鸣升忽然瞧见那个年轻的军校学生，酒杯里还剩了半杯高粱，他好像给冒犯了似的，立刻指着俞欣喝道。俞欣赶忙立了起来，满脸窘困的辩说道：
　　“老前辈，我实在不大会喝酒——”
　　“什么话！”赖鸣升打断了俞欣的话，“太太小姐们还罢了。军人喝酒，杯子里还能剩东西吗？俞老弟，我像你那点年纪的时候，三花、茅台——直用水碗子装！头一晚醉得倒下马来，第二天照样冲锋陷阵。不能喝酒，还能当军人吗？干掉，干掉。”
　　俞欣只得端起杯子将剩酒喝尽，年轻的脸上，一下子便红到了眼盖。赖鸣升连忙又把刘太太手里的酒瓶一把夺了过去，直往俞欣的杯子里筛酒，俞欣讪笑着，却不敢答腔。骊珠坐在旁边，望着赖鸣升陪笑道：
　　“赖大哥，他真的不会喝，前些日子喝了点清酒，便发得一身的风疹子。”
　　“骊珠姑娘，你莫心疼。几杯高粱，一个小伙子哪里就灌坏了？老实说，今晚看见你们两个年轻人，郎才女貌，心里实在爱不过，定规要和你们喝个双杯。”
　　赖鸣升替自己也斟上了两杯高粱，擎在手中，走到俞欣和骊珠眼前，慌得骊珠也赶忙立起身来。
　　“俞老弟，我赖鸣升倚老卖老，和你说句老实话。军人天职当然是尽忠报国，可是婚姻大事也不可耽误了。你看看你们刘营长这一对，是不是教人眼红？”
　　“罢呀，赖大哥，”刘太太隔着桌子笑着叫道：“你逗逗那两个娃儿算了，还要拿我们两个老东西开胃！”
　　“你的福气也不小，俞老弟。我们骊珠姑娘这种人材，你打起灯笼在台北怕也找不出第二个呢。所以说你要向你们刘营长看齐，日后好好的疼太太。若是你欺负了骊珠姑娘，我头一个要和你算帐。”
　　骊珠早羞得满面通红，低下头去。赖鸣升却举起了两杯酒，向俞欣和骊珠祝了一个福，连着两杯灌下去。
　　“试着些呀，大哥，这是金门高粱呢！”刘太太隔着桌子叫道。赖鸣升却三步两跨地走到了刘太太身后，挥动着一双长臂，布满了苍斑的脸上，已经着了殷色，他把头凑近到刘太太耳根下说道：
　　“弟妹，我们老弟得到你这么一位太太，是他前世修来的。你大哥虽然打了一辈子光棍，夫妻间的事情看得太多。你们这一对不容易，弟妹，不容易。”
　　刘太太笑得俯倒在桌子上，然后又转过身来对赖鸣升说道：
　　“大哥，你请我一次客，我保管给你弄个嫂子来。我们街口卖香菸的那个老板娘，好个模样，想找老闆，大哥要不要？”
　　“弟妹，你这番好意我心领了，”赖鸣升朝了刘太太双手一拱，嗄着喉咙说道：“这份福，等我下辈子再来享。不瞒你弟妹说：就是去年我动了这么一下凡心，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去年退下来，我不是拿了三万多退役金吗？那笔钱给有钱的人看来呢，不值一个屁。可是我一辈子手里还没捏过那点钞票呢。本来是想搞点小本生意的，哪晓得有个同乡跑来拉线，说是花莲那边有个山地女人，寡婆子，要找男人。我去一看，原来是个二十大几的小女子，头脸也还干净。她娘家开口便是两万五，少一个都不行。一下子我便把那点退役金奉送了出去，外带金戒指、金镯头，把那个女人从头到脚装饰起来。哪里晓得山地野女人屁良心也没得。过门三天，逃得鬼影子不见半个。走的时候，还把老子的东西拐得精光，连一床破棉被她也有本事牵得走。”
　　赖鸣升说着，也不用人劝，先自把手里一杯高粱干了，用手背把嘴巴一抹，突地又跳到了俞欣背后，双手搭到俞欣的肩上，把俞欣上下着实打量了一番，说道：“要是我还能像他一样，那个野女人——赶她走，她也舍不得走呀！”众人都大笑了起来，赖鸣升又对俞欣道：“俞老弟，不是我吹牛皮，当年我捆起斜皮带的时候，只怕比你还要威风几分呢。”
　　“大哥当年是潇洒得厉害的。”刘营长赶忙附和笑道。
　　“是呀，”刘太太也笑着插嘴，“要不然大哥怎么能把他营长的靴子都给割走了呢？”
　　“什么‘割靴子’，表姊？”骊珠侧过头来悄悄问刘太太道。
　　“这个我可不会说，”刘太太笑得掩了嘴巴，一只手乱摇，“你快去问你们赖大哥。”
　　赖鸣升并不等骊珠开口便凑近她笑得一脸皱纹说道：
　　“骊珠姑娘，你赖大哥今夜借酒遮脸。你要听‘割靴子’？我就讲给你听我当年怎么割掉了我们营长的靴子去。老弟，你还记得李麻子李春发呀？”
　　“怎么不记得？”刘营长答腔道：“小军阀李春发，我还吃过他的窝心脚呢。”
　　“那个龟儿子分明是个小军阀！”赖鸣升把上装的领扣解开，将袖子一捞，举起酒杯和刘营长对了一口。他的额头冒起了一颗颗的汗珠子，两颧烧得浑赤，他转向了骊珠和俞欣说道：
　　“民国二十七年我在成都当骑兵连长，我们第五营就扎在城外头。我们营长有个姨太太，偏偏爱跑马。我们营长就要我把我那匹走马让给她骑，天天还要老子跟在她屁股后头呢，生怕把她跌砸了似的。有一天李麻子到城里头去了，他那个姨太太喊了两个女人到她公馆去打麻将，要我也去凑脚。打到一半，我突然觉得靴子上沉甸甸的，给什么东西压住了一般。等我伸手到桌子下面一摸，原来是只穿了绣花鞋的脚儿死死的踏在上面。我抬头看时，我们营长姨太太笑吟吟地坐在我上家，打出了一张白板来对我说道：‘给你一块肥肉吃！’打完牌，勤务兵来传我进去，我们营长姨太太早炖了红枣鸡汤在房里头等住了。那晚我便割掉了我们营长的靴子去。”
　　赖鸣升说到这里，怔了半晌，然后突然跳起身来把桌子猛一拍，咬牙切齿的哼道：
　　“妈那个巴子的！好一个细皮白肉的婆娘！”
　　他这一拍，把火锅里的炭火子都拍得跳了起来，桌子上的人都吓了一跳，接着大家哄然大笑起来。刘太太一行笑着，一行从火锅里捞出了一大瓢腰花送到赖鸣升碟子里去。
　　“你知道吗，老弟？”赖鸣升转向刘营长说道：“李春发以为老子那次死定了呢，你不是记得他后来把我调到山东去了，那阵子山东那边打得好不热闹。李春发心里动了疑，那个王八蛋要老子到‘台儿庄’去送死呢！”
　　“老前辈也参加过‘台儿庄’吗？”俞欣突然兴冲冲的问赖鸣升道。赖鸣升没有答腔，他抓了一把油炸花生米直往嘴巴里送，嚼得咔嚓咔嚓的，歇了半晌，他才转过头去望着俞欣打鼻子眼里笑了一下道：
　　“‘台——儿——庄——’，俞老弟，这三个字不是随便提得的。”
　　“上礼拜我们教官讲‘抗日战史’，正好讲到‘台儿庄之役’。”俞欣慌忙解说道。
　　“你们教官是谁？”
　　“牛仲凯，是军校第五期的。”
　　“我认得他，矮矮胖胖的，一嘴巴的湖南丫子。他也讲‘台儿庄之役’吗？”
　　“他正讲到日本矶谷师团攻打枣泽那一仗。”俞欣说道。
　　“哦——”赖鸣升点了点头。突然间，他回过手，连挣带扯，气吁吁的把他那件藏青哔叽上装打开，捞起毛线衣，掀开里面的衬衫，露出一个大胸膛来。胸膛右边赫然印着一个碗口大，殷红发亮的圆疤，整个乳房被剜掉了，塌下去成了一个坑塘。刘太太笑着偏过头去，骊珠也慌忙捂着嘴笑得低下了头。赖鸣升指了指他那块圆疤，头筋叠暴起来，红着一双眼睛说道：
　　“俞老弟，我赖鸣升打了一辈子的仗，勋章倒没有捞着半个。可是这个玩意儿却比‘青天白日’还要稀罕呢！凭了这个玩意儿，我就有资格和你讲‘台儿庄’。没有这个东西的人，也想混说吗？你替我去问问牛仲凯：那一仗我们死了几个团长，几个营长？都是些什么人？王铭章将军是怎么死的？他能知道吗？”
　　赖鸣升一面胡乱把衣服塞好，一面指手划脚的对俞欣说道：
　　“日本鬼打枣泽——老子就守在那个地方！那些萝卜头的气焰还了得？战车论百，步兵两万，足足多我们一倍。我们拿什么去挡？肉身子！老弟。一夜下来，我们一团人不知打剩了几个。王铭章就是我们的团长。天亮的时候，我骑着马跟在他后头巡察，只看见火光一爆，他的头便没了，他身子还直板板坐在马上，双手抓住马缰在跑呢。我眼睛还来不及眨，妈的！自己也挨轰下了马来，我那匹走马炸得肚皮开了花，马肠子裹得我一身。日本鬼以为我翘掉了，我们自己人也以为我翘掉了。躺在死人堆里，两天两夜也没有人来理。后来我们军队打胜了来收尸，才把老子挖了出来。喏，俞老弟，”赖鸣升指了指他右边的胸膛，“就是那一炮把我半个胸膛轰走了。”
　　“那一仗真是我们国军的光荣！”俞欣说道。
　　“光荣？”赖鸣升哼了一下，“俞老弟，你们没上过阵仗的人，‘光荣’两个字容易讲。我们国民军，别的仗不提倒罢了，要提到这一仗，俞老弟，这一仗——”
　　赖鸣升说到这里突然变得口吃起来，一只手指点着，一张脸烧得紫胀，他好像要用几个轰轰烈烈的字眼形容“台儿庄”一番，可是急切间却想不起来似的。这时窗外一声划空的爆响，窗上闪了两下强烈的白光。沉默了许久的刘英，陡然惊跳起来，奔向门口，一行嚷道：
　　“他们在放孔明灯啦。”
　　刘营长喝骂着伸出手去抓刘英，可是他已经溜出了门外，回头喊道：
　　“赖伯伯，等下来和我放爆仗，不要又黄牛噢！”
　　“小鬼！”刘太太笑骂道：“由他去吧，拘不住他的了——赖大哥，快趁热尝尝我炒的‘蚂蚁上树’。”
　　刘太太盛了一大碗白米饭搁在赖鸣升面前。赖鸣升将那碗饭推开，把那碟花生米又拉到跟前，然后筛上一杯金门高粱，往嘴里又一送，他喝急了，一半酒液淋淋沥沥泻得他一身。
　　“慢点喝，大哥，莫呛了。”刘营长赶忙递了一块洗脸巾给赖鸣升笑道。
　　“老弟台！”赖鸣升把只空杯子往桌上猛一拍，双手攀到刘营长肩上叫道：“这点子台湾的金门高粱就能醉倒大哥了吗？你忘了你大哥在大陆上，贵州的茅台喝过几坛子了？”
　　“大哥的酒量我们晓得的。”刘营长陪笑道。
　　“老弟台，”赖鸣升双手紧紧的揪住刘营长的肩带，一颗偌大的头颅差不多擂到了刘营长的脸上，“莫说老弟当了营长，就算你挂上了星子，不看在我们哥儿的脸上，今天八人大轿也请不动我来呢。”
　　“大哥说的什么话。”刘营长赶忙解说道。
　　“老弟台，大哥的话，一句没讲差。吴胜彪，那个小子还当过我的副排长呢。来到台北，走过他大门，老子正眼也不瞧他一下。他做得大是他的命，捧大脚的屁眼事，老子就是干不来，干得来现在也不当伙夫头了。上礼拜，我不过拿了我们医院厨房里一点锅巴去喂猪，主管直起眼睛跟我打官腔。老子捞起袖子就指到他脸上说道：‘余主任，不瞒你说，民国十六年北伐，我赖鸣升就挑起锅头跟革命军打孙传芳去了。厨房里的规矩，用不着主任来指导。’你替我算算，老弟——”赖鸣升掐着指头，头颅晃荡着，“今年民国多少年，你大哥就有多少岁。这几十年，打滚翻身，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没经过？到了现在还稀罕什么不成？老实说，老弟，就剩下几根骨头还没回老家心里放不下
罢咧。”
　　“大哥只顾讲话，我巴巴结结炒的‘蚂蚁上树’也不尝一下。你就是到川菜馆去，他们也未必炒得出我这手家乡味呢！”
　　刘太太走过来，将身子插到赖鸣升和刘营长中间。
　　“弟妹——”赖鸣升伸手到桌面，又想去拿那瓶喝掉了一半的金门高粱，却被刘太太劈手夺了过去，搂在怀里。
　　“大哥，你再喝两杯，回头还熬得动夜吗？”
　　赖鸣升突然挣扎着立了起来，在胸膛上狠狠的拍了两下，沙哑着嗓子说道：
　　“弟妹，你也太小看你大哥了。你大哥虽然上了点年纪，这副架子依旧是铁打的呢。不瞒你弟妹说，大哥退了下来，功夫却没断过。天天隔壁营里军号一响，我就爬起来了。毒蛇出洞、螳螂奋臂、大车轮、小车轮——那些小伙子未必有我这两下呢！”
　　赖鸣升说着便离开了桌子，摆了一个架势，扎手舞脚的打起拳来，他那张殷红的脸上汗珠子如同水洗一般的流了下来，桌子上的人都笑得前俯后仰，刘太太赶忙笑着跑过去，捉住了他的手臂连拉带推的把他领到后面去洗脸，赖鸣升临离开厅堂又回过头来对刘太太说道：
　　“你可看到了，弟妹？日后打回四川，你大哥别的不行了，十个八个饭锅头总还抬得动的。”
　　说得桌子上的人又笑了起来。赖鸣升进去以后，刘太太便在外面指挥着众人将饭桌收拾干净，换上了一张打麻将的方桌面。她把麻将牌拿出来，叫俞欣和骊珠两人分筹码，她自己却去将窗台上那双红蜡烛端了过来，搁在麻将桌旁的茶几上。那对蜡烛已经烧去了一大截，蜡烛台上淋淋沥沥披满了蜡油。正当刘太太用了一把小洋刀，去把那些披挂的蜡油剔掉时，屋内的盥洗室突然传来一阵呕吐的声音，刘营长赶忙跑了进去。
　　“醉了，”刘太太把手里的小洋刀丢到茶几上，对俞欣和骊珠摇了一摇头叹说道：“我早就知道，每次都是这样的。我们大哥爱闹酒，其实他的酒量也并不怎么样。”
　　“赖大哥喝了酒的样子真好玩。”骊珠咯咯的笑了起来，她向俞欣做了一下鬼脸，俞欣也跟着笑了。
　　“大哥睡下了，”隔了一会儿，刘营长走了出来，压低了声音说道：“他要我替几手，回头他自己来接。”
　　刘太太沉吟了一会儿，她打了一个呵欠，两只手揉着太阳穴说道：
　　“我看算了吧。赖大哥这一睡下去，不晓得什么时候才醒得过来。闹了一天，我也累了。骊珠、俞欣，还是你们两人出去玩吧，倒是白拘了你们一夜。”
　　骊珠赶忙立了起来，俞欣替她穿上了她那件红大衣，自己也戴上了军帽，他又走到客厅一面镜子前头将领带整了一下，才和刘营长夫妇道了别。骊珠和俞欣走到巷子里时，看见信义东村那些军眷的小孩子都聚在巷子中央，有二、三十个，大家围成了一个圆圈在放烟炮。刘家的儿子刘英正蹲在地上点燃了一个大花筒，一蓬银光倏地冒起六、七尺高，把一张张童稚的笑脸都照得银亮。在一阵欢呼中，小孩子们都七手八脚的点燃了自己的烟炮，一道道亮光冲破了黑暗的天空。四周的爆竹声愈来愈密，除夕已经到了尾声，又一个新年开始降临到台北市来。